二、 时迁在《水浒传》中起的作用
时迁个是“地贼星”，绰号“鼓上蚤”，这就决定了他在作品中的地位与作用。即使说时迁的偷盗的本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了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作用。《水浒传》写的百单八将中，有江湖艺人（薛永等）、有朝廷命官（秦明、关胜、花荣等）、有渔人（三阮、李俊等）、有猎人（两解等）、有草寇（陈达、杨春等）、有开店之人（孙新、顾大嫂等），但惟独时迁一个是小偷出身的，他的本领就显得与众不同了。但他的这种飞檐走壁的本领与神行太保戴宗又不一样。时迁做的是暗哨之类的工作，而戴宗是传达军情的事，故在作品第七十一回排座论次中，戴宗做的是“总探声息头领”，而时迁只是“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这样的职位使得时迁又做了偷盗等不离老本行的事。至于“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其他三名头领也不能和时迁相提并论——铁叫子乐和出身牢卒只略懂几路枪法，金毛犬段景住只是个普通的盗马贼并没有特殊的本领，而白日鼠白胜却只是个赌客而已。显然这三人都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因而与时迁又不是同个档次的人，故时迁在山寨中的作用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但他显然是个另类，他在山寨中的地位是最低劣的。自古以来，人们对小偷都是鄙视、厌恶的，但却是这样一个小偷屡次为山寨立下汗马功劳，每每成为解除山寨危机的关键人物。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
首先，时迁的性格与本性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了过度性的促进作用。上文分析到时迁的骨子里有着贼性的一面，正是由于他这样性格使得他到祝家店时作贼的本性又暴露，导致他去偷鸡，从而引发“三打祝家庄”这样重要的、精彩的情节来，使得“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这段故事名正言顺地出场摆在合理的位置。试想，倘若只是石秀与杨雄两人上梁山，那么依两人的性格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的，这样便无意外事可生，也就不会引出下文，就会使文章前后出现不协调的一面。而时迁由于出身小偷，他就不会在意任何脸面的问题，做起这样的事就信手拈来，他这样做便引发意外，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因而时迁的人物性格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其次，时迁的偷盗本领在故事情节中起的作用。时迁第一次立功是在第三十六回，正值高俅领呼延灼等兴兵攻打梁山泊，为解梁山被围之危，金钱豹汤隆献金枪法计破呼延灼的连环马阵，但需要会金枪法的远在北京的徐宁的帮助，而为请徐宁上山只能去盗他的镇家之宝雁翎砌就圈金甲。环顾山寨所有头目，既有能力又有经验之人便只有时迁一人而已。这样时迁在山寨为难之际被赋予重任。由于这次时迁是戴罪立功，时迁很是努力去完成，最终为山寨盗得徐宁的雁翎砌就圈金甲而成功迫使徐宁上梁山为山寨服务。在这件事中，时迁个人的盗窃本领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若是没有时迁个人的突出作用，即使有其他人去盗徐宁的雁翎砌就圈金甲就不可能像时迁这样的老手做得如此干净利索；若盗不得雁翎砌就圈金甲、请不到徐宁，那么山寨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更严重。因而在梁山的这场“自卫战”中，时迁是功不可没的。通过这次行动，时迁不仅成功为自己洗脱罪名，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山寨其他头领的信任与尊重，这就为他以后参加类似的行动打下了基础。时迁参与的第二次重大行动是第六十六回之“火烧翠云楼”。这次他的任务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他必须在北京城中找一个制高点去放信号，为山寨行动的统一性负总责。在当时社会的通信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用最原始的方式，即占领最高点放烟火，这样在低处的人就可以看到预先约定好的行动的命令。而要占据制高点就需要反应机灵敏捷的会飞檐走壁的人去做，故时迁仍然是这次行动无可争议的绝对人选，是行动的关键人物。在这次行动中，时迁还是做得相当完美，他不仅将他飞檐走壁的本领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也表现出相当机灵的一面，从而成功为山寨大军攻打北京城提供了保障。时迁再次以自己的真实本领为山寨立下了汗马功劳。又如小说第八十四回，时迁又与石秀潜入蓟州城宝严寺放火，为宋江等攻打蓟州提供统一信号，并成功运用心理攻势，使得蓟州军民阵脚大乱，为攻打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战果。诚如书中“有诗为证”称赞道：“暗地时迁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闲打破永平城，千载功勋可数。” ①P671又如小说第九十二回中，时迁又与石秀混入盖州城烧敌军草料，为攻打盖州城打下了关键的一步。这几次行动的共同之处都是时迁凭借自己的能耐为山寨的行动提供统一的行动信号，并多次运用心理战术瓦解敌人斗势，从而为山寨的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而时迁的个人作用成了山寨行动的关键。作品里的其他人物再也没有想时迁这样由于个人的突出能力而起着无可替代作用的人了。在这几次行动中，时迁都是个关键人物，是山寨的“大前锋”，为山寨的利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